追憶在利國鐵礦的青春歲月

口述：王殿和  整理：王少鵬

1929年我出生在山東省蓬萊縣村里集鎮南花夼村，家鄉地處蓬（萊）、黃（龍口）、棲（霞）三縣交界的山區，這種特殊的地理位置被人稱作“一腳踏三縣，雞鳴三地聞”。這里山深路隘交通閉塞，在戰爭學上屬于易守難攻的地形，抗戰時期日軍未能侵占，是我黨和軍隊的根據地，也稱“老解放區”。在這樣的生活環境里，我從小接受黨的教育，再加上父輩都是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十歲就在鎮中心小學加入了兒童團并被推選為兒童團長，跟著區、鄉干部開展抗日工作；1945年初被選派到區里擔任青救會長。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按照當時確定的“共產黨員、初中文化、18歲左右”三個條件，1948年我被選拔參加南下干部培訓，到膠東工業學校學習軍工專業。1950年6月經華東工礦部選調，由陳振鰲帶隊和一起參加培訓的同學劉希倫等同志來到利國鐵礦，開啟了恢復建礦的工作歷程。

初到利國鐵礦，呈現在眼前的是滿目瘡痍的景象。因反動勢力煽動挑起“罷工事件”的影響，生產遭到破壞、治安秩序混亂、生活條件極其艱苦。在這種情況下，上級黨委和主管部門選派得力干部和技術骨干，加強黨的領導，廣泛發動依靠群眾，強化思想教育和企業管理，提高了廣大職工群眾的政治覺悟和生產積極性，貫徹執行勤儉辦企業的方針，漸次有序、如火如荼地開展恢復建礦工作。從1950年到1960年的十年間是利國鐵礦生產的最鼎盛時期，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發展成為中型的露天礦山。我從1950年進礦到1959年調往徐州市冶金系統工作，正是這一段鐵礦快速發展時期的親歷者和見證者。回顧起來，至少有五個方面或許會對現實與今后的工作有所啟示和借鑒吧。

加強黨建工作，健全組織機構。1950年我們來到礦上時“罷工事件”的影響還未消除，上級派來的工作組針對調查發現的政治工作薄弱的問題，提出了加強黨的領導、發揮政治優勢的指導意見，由原來的黨支部擴大成立了礦黨總支，從此，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正式開始。1953年經山東分局批準成立了中共利國驛鐵礦委員會，建立了采礦場隊、礦部機關黨支部和職能科室。在健全黨的組織機構的同時，進一步加強了思想政治工作。趙鏡如同志任黨委書記期間，重點抓黨建工作的建章立制，全面開展對黨員干部和職工群眾的政治思想教育。黨委研究制訂了“政治報告員”制度，我作為被選定的“報告員”之一，在趙書記的帶領下定期到場隊車間向全體職工宣講黨的方針政策、時事政治，進行共產主義啟蒙教育，啟發群眾的社會主義思想覺悟。在民主補課、憶苦思甜、“三反五反”等教育活動中，工人們全神貫注地聽講，激憤發言揭發控訴黑心礦主和封建把頭欺壓工人的罪行；在發揚愛國主義、支援抗美援朝活動中，全礦職工增產節約自發捐獻“利國號”戰斗機等場景，至今仍歷歷在目，難以忘懷。與此同時，注重加強黨員隊伍建設，在職工群眾中發現培養入黨積極分子，發展符合條件的優秀分子入黨，逐步壯大黨員隊伍。在全面提高全礦干部職工思想覺悟的基礎上，生產計劃指標年年超額完成，實踐證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論斷：“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

提高生產能力，形成產業規模。利國鐵礦采礦歷史悠久、礦石質量優良，在建設新中國工業體系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我們也是懷著“建設新礦山，為社會主義做貢獻”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投身到礦山建設中來的。恢復建礦之初面臨的是“四無”的情況，即一無地質資料、二無規劃設計、三無機器設備、四無國家投資，真正是從零開始、白手起家。當時的采礦生產是手工操作、爆破鉆孔是鐵錘鋼釬、搬運礦石是筐裝人抬、排水清坑是肩挑手提，完全是原始的人工勞作。復建工作是從勘察設計起步的，專門成立了勘探隊進行全域性的地質調查，在國內地質學者和蘇聯專家的直接參與指導下，僅用三年時間就探明了礦藏儲量，形成了規劃設計。為把藍圖變成現實，礦黨委成員率先垂范，團結帶領全礦職工同心協力、大干快上，新華日報刊登題為《書記一馬當先，干部奮起力追，利國鐵礦大搞試驗田》的報道，介紹礦黨委成員跟班勞動的事跡。1953年實現了礦區供電，1957年全礦基本實現了小型機械化開采，大大提高了生產能力，建成了中型規模的礦山骨干企業。

建設保障設施，關心群眾生活。建礦之初的辦公設施和生活設施非常簡陋，可以說是“一窮二白”。礦部辦公擠在幾間破舊的石墻平房里，集體職工都是搭窩棚居住，帶家屬的干部職工大多租住周圍農民的房屋，就連生活用水、用電等基本的保障設施也是自力更生、因陋就簡逐步解決的。那個年代人們的思想觀念是“先生產后生活，艱苦奮斗，勤儉建礦”，職工群眾的工作熱情還是十分高漲的。隨著生產建設的不斷發展，礦黨委在學習領會毛主席“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理論的指導下，從1953年起加大對生活保障設施的投入，集中財力陸續建造職工住房、食堂、浴室、醫院、商店、托兒所等集體福利設施，改善民生，促進生產。與此同時，按照“加強工農聯盟，推動經濟發展”的要求，礦黨委在政治上密切與當地鎮村黨組織的聯系，吸收鎮村干部參加礦黨委、場隊支部的活動，交流工作情況，統一思想認識，貫徹落實黨的方針政策；經濟上支農惠農，將一些生產輔助項目承包給鎮村，增加農村經濟效益，互惠互利，增進工農感情。農忙時節組織干部職工幫助村民搶收搶種，遭遇自然災害時抽調機器設備搶險救災；1957年秋天特大洪災發生后，在生產、生活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全礦干部職工響應黨委號召為災民捐助了救濟款；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種工農互助、同心協力的局面，加快了礦山建設的步伐，也是協調礦鄉關系最好的時期之一。

選樹標兵模范，提升職工素質。建礦初期，工人中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占絕大多數，干部中懂得企業管理的也為數不多。針對這種狀況，1952年成立了職工業余學校，重點進行掃盲教育和技術培訓；同時開辦了兩個干部特別班，加強企管業務的學習進修。其后又成立了職工教育委員會、教育科，強化對職教工作的領導和管理；至五十年代后期，全礦職業教育工作完成了階段性任務，普遍提升了工人的技術水平和干部的管理能力。在此基礎上，通過開展“愛礦如家、愛崗敬業”等教育活動和勞動競賽，全礦干部職工提高了思想覺悟、激發了工作熱情、增加了工作干勁。一時間“比學趕幫超”蔚然成風，涌現出－批先進人物，形成了“場隊有標兵，礦上有模范。人人出大力，個個做貢獻”的生動局面。其中印象深刻的有大搞技術革新解決生產關鍵難題的彭廣營，創造階梯采礦法提高生產效能的徐成明，以及在不同工作崗位取得顯著成績的邢智慧、劉恒進、楊士業、張儒生等同志，他們都曾榮獲了全國、省、市勞動模范。我在參與采寫他們的模范事跡過程中，每每被他們的精神所感動，由此也與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這些通訊報道發表后都引起了很好的社會反響，為利國鐵礦工人隊伍爭了光、添了彩。

注重總結經驗，建強干部隊伍。我在利國鐵礦工作期間，企業的隸屬關系、機構沿革已有多次變化，干部人事也進行了多次調整。從1953年成立黨委起我一直在班子里工作，首任書記趙鏡如同志調離后，于德海同志和我連續三屆擔任書記、副書記。這種“不確定狀態”也符合那個時代的特點，畢竟是處于建礦初始階段，許多工作都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循，用現在的話來說是“摸著石頭過河”。礦黨委響應中央“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遵循毛主席“民主革命階段，要進行調查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的教導，班子成員帶頭深入礦場車間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開展“三同”實踐活動。按照“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辯證法原理，及時發現總結出了一大批創新性的工作方法和措施制度，一時間成為“出經驗的高產地”。1956年3月趙鏡如書記作為優秀企業代表赴京參加重工業部工作會議，受到毛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利國鐵礦還多次受邀在全國冶金系統和省市工業部門召開的會議上介紹經驗做法，并先后來礦舉辦現場會觀摩推廣取得的工作成果。省市新聞單位派駐專職記者常年跟蹤報道，《新華日報》、《徐州日報》經常刊文宣傳礦上的生產成績和模范人物的先進事跡；1958年的《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群眾加技術所向披靡》、《利國鐵礦制定全面技術革新綱要》兩篇文章，一個礦山企業一年內兩次被《人民日報》宣傳報道是非常難得的，也更讓利國鐵礦的工作經驗聲名遠播。在當時的政治生態和工作環境中，領導和同事之間、干部和群眾之間的關系是團結融洽的，勤奮務實為礦山建設做貢獻的工作作風和目標是一致的，班子的領導力和隊伍的戰斗力是堅強的，因此才會出成績、出干部。與我同時期在利國鐵礦工作的很多老領導和老同事先后被調往鳳凰山、馬鞍山、攀枝花等大型冶金礦山企業擔任主要領導或技術骨干，為建國初期工業基礎建設和干部隊伍輸送了優秀的人才資源。

“憶往昔崢嶸歲月稠。”回首我已度過的九十五個春秋，在利國鐵礦工作的九年時間并不算長，然而它卻是我投身新中國建設的起點，這一段在激情燃燒的歲月里奉獻青春年華的人生歷程是刻骨銘心的。我于1994年從江蘇省總工會常務副主席、黨組副書記、省政協常委崗位上離休，距今已有三十年了；我在離礦到離休的幾十年間，一直和當年在利國鐵礦工作時的老同事、老職工保持著聯系，十分珍惜這份深情厚誼，也曾多次回礦探訪，關注鐵礦的發展變化。前不久我的大兒子應邀回徐參加文化活動，利用觀摩利國村文化建設的機會，專門到礦上參觀拍攝了生產現場的視頻、照片，并帶回了宣傳資料。看到如今徐州鐵礦集團科學發展、充滿生機的嶄新面貌，作為一名“老利國鐵礦人”甚感欣喜；衷心希望這座譽滿中外、具有光榮傳統的古老礦山，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守正創新，踔厲奮發，創造更加輝煌的業績。最后，我以一首自撰的韻文抒發對利國鐵礦的深厚情懷：

烽火少年渤海邊，

守土抗戰小英男。

千里遠征敢當先，

南下建設新礦山。

光陰易逝豪情在，

年逾九旬志益堅。